王乃雯
Nai-Wen Wang
摘要
當前，「永續發展」幾乎已成全球氣候及生態危機下之顯學，而在農業領域中，「有機」農法幾乎獨佔對「永續」的詮釋。在稻米作為台灣常民主食且仍是全台農地主要農作之下，其農法轉型便更具指標意義。歷史上，台灣稻米的生產流通長期受國家製肘，而近半世紀以來，稻作農村從早期國家提取原始積累來源的對象，到公糧制度確立後，轉換以「補助/貼」為主的路徑。在國際政經壓力下，公糧制度面對挑戰，政策上轉以「精緻化」與「規模化」並行因應。而稻作農村的際遇，也因東西部歷史條件相異，而有不同發展路徑。
本文以全台單一鄉鎮稻作面積最大的玉里為對象，以「場域」概念及「多點民族誌」作為方法，來理解「永續」「發展」如何在不同時期國家的權力部署中，形構了地方社會權力關係的交錯與挪移。而稻米生產的高度機械化、需加工、耐儲存、為主糧的物性（materiality），亦是新權力關係發展時的重要節點。
在「精緻化」路線中，官民兩端以論述「新價值」內涵作為溢價（premium）的正當性來源，而「新價值」也延展出產銷關係的新形式；而以債務為基礎的「規模化」機械經營路線，形塑由地佃關係衍生的交纏權力網路，致使其粗放化經營最終與精緻化路線產生扞格。然而，兩種相異的政策路線，卻不約而同將補助對象轉向以個別農民為重，強調主體理性的經濟運作。在高度以消費市場（對比於公糧的不完全市場）為依歸下，稻農們嘗試在政策的縫隙間，依循自身資本條件組裝各式農法配置，以突破既有權力部署。
在「有機」立法後的嚴苛條件與驗證下的投機空間，促使有機田間實作在各種風險下，30多年來仍未超過全台稻作面積3％，形成有機論述高漲而生產實作稀缺的困境。此一斷裂一方面來自生產流通缺乏整合，造成多數有機農民難以專業化維生；另一方面有機實作的生產成本依社會平均勞動時間訂價，當國家未整合其生產條件或消費渠道，溢價化的消費市場自然趨向小眾。因此，在「永續發展」的前提與稻米作為國民主食的道德基礎上，溢價化攸關的並非僅是個人消費選擇而是集體政治議題。
此外，「精緻化」及「規模化」路線在競爭下所涉及資本密集化的過程，形成稻作農村從異質化到分化的基礎，原存於糧商與農民之間的對抗關係，在農民成為小商品生產者後，卻可能只是強化資本主義的主導邏輯，形成Bourdieu（1996）所言「順從的反抗」。在農村原有社會關係裂解中，如何以「共善/共好」為名的社會資本謀求另類發展，也將成為未來農村社會關係再脈絡化的觀察重點。
關鍵字：稻米、物性、「永續」、「發展」、農法變革、國家
